一、民兵营长的儿子

我出生那晚，爹将一把镰刀塞在我摇窝底下，这是民间的习俗——辟邪。

摇窝的被套是土改时分到的一块蓝印花布，被面上还留着周家地主小姐绣的半朵牡丹。

娘说我学会走路前就认得稻种——爹总把我搁在箩筐里，去开会时箩筐硌的我屁股生疼，我却能闻到他汗衫里晒干的稻谷香。

“当年公社大锅饭，谢营长舀粥永远只舀半勺，自家娃饿得吃糠咽菜。”村里老人咂着旱烟回忆。

我七岁就下田挣工分，全身沾满泥巴，看父亲在晒谷场上吆喝：“按劳分配，偷懒的扣三斤粮。”

10岁那年，我偷摘了生产队的菜瓜。爹把我吊在堂屋大门上。蔑条破空声响起，“咻咻咻”，一声接着一声。

我拼命挣扎，哭喊声撕裂整个屋场，蔑条抽裂了周老爷的“福寿”二字。

夜里娘用茶油给我抹背，油灯把爹的影子胀满整面墙：“饿死不能偷公家粮，这是规矩。”

我至今记得那晚月光如水，照着屋前那棵酸柑子树。

爹抽完鞭子后坐在门槛上抽烟，他用蔑条抽裂了旧时代的体面，却在我背上烙下新秩序的戒尺。

1980年春天，生产队正式宣布分田到户。

们家分到了五亩水田，还抽中了村东那头老水牛的五分之一股份。这头牛虽然年纪大了，但力气还在，五家人商量着轮流使用。

爹娘高兴得几夜没合眼，每天天不亮就带着全家人下地。

那会儿我刚满15岁，插秧打谷已是一把好手。公粮交完后，家里终于能存下些余粮，锅里的米饭渐渐稠了起来。

第二年，我们还分到了一片茶山。爹盘算着光种田不行，得找点副业。

他东拼西凑买了台碾米机，在村里开起榨油坊。农闲时我们就上山摘茶籽，回来加工成茶油换钱。

记得有次邻村有人来订了二十斤茶油，爹硬是拉着板车走了三十里路给人送去。回来时虽累得直不起腰，但脸上挂着笑。

"以后日子肯定越来越好。"那年我第一次看见爹抽烟时嘴角露出轻松的神情。

二十五岁的春天，公社组织露天放映电影《补锅》。银幕搭在村口的大槐树下，全村老少都搬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。

隔壁村的田桂英坐在我的前排。她扎着两条粗壮的麻花辫，鬓角因为出汗而黏住了一些碎发，在月光下泛着黑釉般的光泽。

银幕上刘大娘骂李小聪：“你补锅的还想讨我女儿？”桂芬噗嗤笑出声，麻花辫里泛着稻草香。

那夜我偷了爹的民兵哨，学电影里吹《采茶调》，吹得满嘴铁锈味。  

“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”，桂英爹开口就要八担谷的彩礼。

我闷头扎进自家承包田，试种从县农机站讨来的“威优63”杂交稻，据说这种稻谷产量高、抗病性强。

浸种水温要卡在35度，比伺候月子还精细。”这是农机站老周的原话。

我在秧棚支起竹床，枕边摆着温度计，半夜常被露水打湿的衣裳冻醒。每次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第一件事就是摸过温度计看看，生怕水温有丝毫差池。

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月，本以为熬过了育秧的难关，却没料到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。

4月的暴雨说来就来，一天午后，乌云压顶，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而下，溪水很快涨到没腰深。

更大的难题是基础设施的匮乏。丘陵地区没有机耕路，也没有灌溉水渠，机械根本无法顺利运行。

于是，六户人家卷起裤腿，自己动手修路挖渠。

整个施工过程堪称与自然博弈的壮烈史诗。犬牙交错的沟壑与起伏不定的地势构成三维迷宫，每掘进一尺都要与板结的冻土展开角力。

白天干活时，大家的手上磨出了血泡，衣服被汗水浸透又在寒风中结冰，但没有人抱怨，更没有人退缩。

晚上回到住所，大家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商量第二天的工作计划，同时研究如何改进田块布局，让机械能够更高效地作业。

通过反复测量与规划，我们将零散的小块田拼接成适合机械作业的大块田，并修建了更多辅助道路，以便农机能顺利通行。

现在，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回家喂鸡，因为远在深圳的小孙子再三叮嘱：“不买鸡蛋，只吃爷爷家的鸡下的蛋。”

说起小孙子，他的可爱模样总让我忍俊不禁。每次视频通话，他总是把脸贴到镜头上喊：

“爷爷，奶奶过来深圳了，你也过来呀……”听着他的声音，我的心里满是甜蜜和牵挂。

这代孩子活得拧巴——捧着进口奶粉长大，倒稀罕土灶灰里煨的红薯；

能背出二十种恐龙学名，却分不清秧苗和稗草。

编辑：校企合作与实习就业处暨创新创业学院 陈晓彤

审核：校企合作与实习就业处暨创新创业学院 姚圣梅